，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稳步的增长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增长、对外投资。
摘要：特色小镇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方法，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方式。研究之后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等于或低于中位数的地区，特色小镇的建立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高于中位数的地区，特色小镇的建立扩大了收入差距。在异质性检验中，按照特色小镇的填报类型将其分为产业型、文旅型和复合型三类。城乡收入差距高于中位数的地区，产业型特色小镇的设立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文旅型特色小镇的设立则扩大了收入差距；复合型特色小镇的设立扩大了所有地区的收入差距。在机制检验中，将人口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特色小镇的建立明显地增加了双方的可支配收入。从增收的程度来看，在收入差距位于中位数及以下的地区，设立特色小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大于城镇居民，因此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特色小镇是指具有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民间传统文化和宜居环境等特色的小城镇。培育特色小镇的目的是塑造独特的产业格局、协调宜人的生态环境、展现独特的文化特色、提供便捷的设施服务，并建立充满了许多活力的制度安排。通过开展特色小镇的建设，可以推动全国小城镇的发展，促进城乡融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公布了两批国家级特色小镇名单，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于2016年10月14日公布，涵盖了全国32个省份共计127个特色小镇；第二批特色小镇名单于2017年8月28日公布，新增276个小镇。截至2022年12月，全国共有国家级特色小镇403个，省级特色小镇1129个。
近年来，我国特色小镇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特色小镇数量的持续不断的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和游客，对当地经济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通过发展产业和提供就业机会，特色小镇为当地居民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和经济收入。此外，特色小镇注重发掘和传承本地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通过打造独特的建筑风格、丰富的文化活动和特色产品，进一步彰显了当地的特色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同时，特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也注重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通过提升基础设施、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和完善的社区设施，为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和便利条件。
党的二十大报告说明，要“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特色小镇在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发挥着非消极作用。一方面，特色小镇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通过吸引资本和人才进入农村地区，使农村资本积累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得以提升，助力农村地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另一方面，特色小镇注重发展产业，提供了更多的非农工作岗位，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入小镇就业。此外，特色小镇的发展也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升，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进而实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均衡。
本文主要研究特色小镇的设立是否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2010-2022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将面板分位数模型与DID模型相结合，以分位数DID评估特色小镇政策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根据结果得出：第一，特色小镇政策在城乡收入差距位于中位数及以下的地区呈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但在高于中位数的地区则扩大了收入差距。第二，对于产业型特色小镇，特色小镇政策显著缩小了中位数以上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于文旅型特色小镇，特色小镇政策扩大了高于中位数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复合型特色小镇，特色小镇政策使得所有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呈现扩大趋势。第三，特色小镇政策增加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但是对城镇居民的增收效果显著大于农村居民。
目前鲜有文献关注特色小镇建设怎么样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特色小镇建设如何作用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经济转型升级和地区经济稳步的增长等问题。特色小镇作为“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的空间载体”，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机遇。郝华勇从产业角度分析了特色小镇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延长产业链条、促进产业融合主体壮大、稳固利益联结机制、催生产业融合服务。特色小镇的农业形态借助现代技术方法，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覆盖产业链条各环节。这种发展方式促使产业深层次地融合，展现出现代产业体系的特征。为了适应特色产业的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成长壮大，推动市场主体的融合发展。而特色小镇的旅游功能，带来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流，使得农户、家庭农场、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商业企业密切合作，共享综合红利。通过搭建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金融保障和支持人才等，特色小镇建设为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搭建平台。
特色小镇既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处，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巨大推动作用。陈水映等人从特色小镇的功能定位展开研究，认为其承担产业集聚、经济带动、社会服务等功能，同时还承担促进地域文化保护、产业高质量发展、就业拉动、社区建设等多个层面的平台价值功能。在具体作用机制方面，特色小镇通过产业、文化、收入和规划引领，促进农村产业兴旺、乡村文化兴盛、乡村生活富裕、乡村生态宜居。以旅游小镇为例，其建设将乡村人文风俗、特色资源和产业等在空间上进行整合，有助于恢复乡村地区经济和文化，促进传统村落复苏，从根本上增强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
特色小镇对经济转型升级和增长的作用大多数表现在其集聚效应。马斌指出，特色小镇是高端产业、新兴业态、优秀人才集聚的重要平台。王博雅等人进一步对特色小镇如何集聚人口和产业展开了分析，特色小镇同时融合了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将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闭合的“回路”。李国英发现，这种集聚能力可以更多地吸引城市的资源、资产、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使乡村摆脱依赖外生增长的传统模式，建立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模式。国外大量小镇发展的成功经验也说明以特色产业为核心，通过产业链集聚和公共服务配套，可以有效带动城镇发展和区域经济持续繁荣。
已有成果对特色小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经济转型升级和增长的意义、作用机制和路径等展开了充分研究。既有基于宏观层面的探讨，也有从微观视角的案例分析，主要涉及产业、文化、公共政策、要素等方面，为本文探索特色小镇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理论基础。但是，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特征事实归纳、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开展实证分析的较少，缺乏相应的经济度量。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特色小镇如何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在促进城乡收入差距中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理方面做探讨显得尤其重要。研究特色小镇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不仅有助于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探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途径，也能为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和社会稳定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支持。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以下四方面：第一，尝试从实证角度对特色小镇政策做评估，将特色小镇设立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化。第二，在传统的多时点DID基础上，考虑到特色小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将面板分位数模型与DID模型相结合，采用分位数DID进行实证，以期更精准衡量政策效应。第三，将特色小镇按照“产业型特色小镇”“文旅型特色小镇”和“复合型特色小镇”进行分类，研究政策效应在不一样小镇中的作用效果。第四，分别从非流动人口和流动人口视角出发，研究特色小镇政策如何通过影响他们各自的收入而作用于收入差距。
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级特色小镇，如前文所述共公布了两批试点区域，为了更加科学地探究中国特色小镇政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方法采取了多时点DID估计策略，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ncome-Gapit为城市i在t年的城乡收入比，DIDit为中国特色小镇政策，Xit为控制变量集合，μi为城市固定效应，ν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β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在特色小镇政策冲击前后的平均差异。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探究特色小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的演化过程，本文将面板分位数模型与DID模型相结合，以分位数DID做进一步估计。在面板分位数模型的选取上，本文采用了Powell提出的非可加固定效应面板分位数模型，即在随机扰动项中包含了固定效应，以保证随机扰动项的不可分割性。此举也使得该模型相对于传统面板分位数模型来说估计系数更为准确，估计结果也更加稳健。在估计方法上，本文参照叶金珍和安虎森、马丽梅和黄崇乐的方法选择了自适应蒙特卡洛办法来进行估计。本文选取3个分位数(25%、50%和75%)构建面板分位数函数，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τ为25%、50%、75%分位数，Q为相应分位数下的城乡收入差距，回归系数β(τ)表示在分位点下城乡收入差距在特色小镇政策冲击前后的平均差异。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城乡收入差距(Income-Gap)。借鉴陆铭和陈钊的研究，本文选取了相对值的方法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度量，即各地级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的比值。
本文将中国特色小镇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将特色小镇政策所在城市设置为实验组(Group=1);将非特色小镇政策所在城市设置为对照组(Group=0)。同时，本文将特色小镇批复时点及之后设置为1(Post=1)，政策实施之前设置为0(Post=0)，由于特色小镇是分两批进行批复，不同特色小镇所在城市的政策处理时点并不完全一致。由此，本文的解释变量特色小镇政策(DID)为实验组对照组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时点虚拟变量的交互项(Group*Post)。
在政策时点的选择方面，由于特色小镇政策批复至镇域层面，同一地市有几率存在多次批复的情况，本文以第一个批复的时点为准。在实验组样本的处理方面，本文剔除了于2004年城镇化率已达100%的深圳以及数据缺失较多的西藏、贵州毕节、贵州铜仁等地区，在最终的283个城市中，实验组城市为209个，对照组城市为74个。
借鉴余泳泽和潘妍、程名望和张家平、陈斌开和林毅夫、孙永强和万玉琳等人的研究，本文对如下变量进行了控制：(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pgdp):以该地区该年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发展水平；(2)人口密度(lndensity):以该地区该年人口总量除以土地面积的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人口密度；(3)产业体系(indstru):以该地区该年二产、三产产值占GDP比重衡量地区产业体系；(4)资本存量(lninvest):以该地区该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自然对数衡量资本存量；(5)对外开放程度(lnfdi):以该地区该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6)人力资本水平(lnedu):以该地区该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教育人力资本；(7)科技发展水平(sci-fund):以该地区该年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的比重来衡量科技发展水平。
本文的样本时间为2010年至2022年，余泳泽和潘妍将1978年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总结为扩大期(1978-1993年)、缩小期(1994-2010年)与平稳期(2010年至今)，参照这一结果，本文所选取的时间跨度处于平稳期，由此排除了城乡收入差距自身随时间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政策试点主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披露的两批全国特色小镇名单进行整理。控制变量数据大多数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失数据以各省、各市统计年鉴、CEIC数据库进行补足，对于仍旧存在的个别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填充。
表2展示了特色小镇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分位数及OLS回归结果。列(1)-(3)显示：当分位点为25%和50%时，特色小镇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负向的，建立特色小镇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缩小了当地0.0631%和0.1001%的城乡收入差距。当分位点为75%时，特色小镇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转为正向，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扩大了当地0.141%的城乡收入差距。列(4)中全样本的OLS回归结果为：特色小镇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平均处理效应为正，即扩大了0.0346%的城乡收入差距。上述根据结果得出，跟着时间的推移，特色小镇政策在城乡收入差距等于及低于中位数的地区呈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对于城乡收入差距高于中位数的地区，特色小镇的设立则扩大了收入差距。
由于两批特色小镇的政策批复时间分别为2016年和2017年，因此在平行趋势检验中需要为不同批试验区城市设定不同的相对时间值虚拟变量(表3)。本文选择了以政策-4至-1期的时间虚拟变量作为政策发生前平行趋势检验的参考年份(为避免多重共线期作为基准)，以政策+1至+3期为政策发生后的参考年份，具体模型如下：
从结果能够准确的看出，政策发生前的时间虚拟变量均不显著，这表明在特色小镇政策批复时点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城乡收入差距维度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符合平行趋势假设。考虑政策批复后的效应，政策当期并未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而从批复后第二期开始，这一影响在5%、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图1)。
为进一步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了安慰剂检测验证的方法：构造伪试验区政策，对283个样本城市生成1000次随机冲击，每次抽取209个城市为实验组，政策发生时点也随机，由此得到了1000组虚拟变量ExperimentRandom。图2呈现了1000组βRandom的P值及核密度，不难发现βRandom主要集中于0附近，且P值大多高于0.1，实际政策的估计系数同安慰剂测试结果有显著差异。
为了使结果更加稳健，本文以泰尔指数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又一代理变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ij,t表示城市i在t年城镇地区(j=1)、农村地区(j=2)的居民可支配收入，P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总收入；Zij,t表示城市i在t年城镇地区(j=1)、农村地区(j=2)的人口数，Z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总人口。Theilit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泰尔指数，其值越小则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以泰尔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OLS与QRPD回归如表4所示，不难发现特色小镇政策在城乡收入差距低于中位数的地区仍然表现出显著的“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在高于中位数的地区呈现显著“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并未改变。因此，可以认为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通过查阅《特色小镇推荐信息表》和《特色小镇案例集》等申报、审批资料，特色小镇现有“商贸流通型”“工业发展型”“农业服务型”“旅游发展型”“历史背景和文化型”以及“民族聚居型”六大类。据此本文将前三类归为“产业型特色小镇”，将后三类归为“文旅型特色小镇”，对于包含了两类特色小镇的地区，本文增加了一种类型为“复合型特色小镇”。由此，本文将基于上述三种类型的特色小镇展开异质性分析。表5至表7为三大类特色小镇的面板分位数DID回归结果。表5结果为，对于产业型特色小镇，特色小镇政策的设立显著缩小了中位数以上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于文旅型特色小镇，表6结果为在城乡收入差距高于中位数的地区，特色小镇政策的作用发生了转向，拉大了0.1263%的收入差距；对于复合型特色小镇，表7根据结果得出特色小镇的设立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体来看，可能的原因如下：
第一，产业型特色小镇通过引导产业转移、农村产业升级、培育新兴起的产业和创业环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及提供技能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机制，有效地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传统农业生产往往收入较低，而产业型特色小镇引入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和农产品加工制造业，有助于推动农村产业升级，提升农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小的地区，其本身的产业体系相对平衡，工业化程度较高，建设产业型特色小镇对当地产业的改善空间存在限制，因此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第二，文旅型特色小镇的发展带动了旅游业的就业增加，但在就业结构上存在城乡差异。越是城乡差距大的地区，建设文旅型特色小镇对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需求越大，但农村居民的教育和技能水平相比来说较低，与城市居民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当地城市居民更容易获得与旅游业相关的高薪工作和管理岗位，而农村居民更多从事基础服务和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这导致了城市居民在旅游业中的收入水平相比来说较高，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有限。此外，在文旅型特色小镇的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资源投入。城市居民在资本积累和资源获取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他们更容易参与到特色小镇的投资和经营中，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第三，复合型特色小镇是结合多种产业和功能发展的综合型特色小镇，往往依赖于多元化的产业和服务，对资本和人才需求大，资本集聚效应、技能和教育差距、就业结构差异等因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分别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个视角切入。依次检验建立特色小镇对于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探究特色小镇政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计算口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非流动人口进行平均，因此能从分项回归结果中窥见政策对于非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情况。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特色小镇政策在1%以下的显著性水平上提高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分位点来看，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建立特色小镇对当地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影响越大。当分位点从25%提高到75%时，对当地城镇居民收入的推动作用从0.0925%上升到0.6613%，扩大了7倍多。
表9显示了建立特色小镇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如表9所示，特色小镇政策在5%以下的显著性水平上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分位点来看，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分位点的提升，建立特色小镇对当地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影响越大。当分位点从25%提高到75%时，对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的推动作用从0.098%上升到0.2079%，扩大了2倍多。
如前所述，无论对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而言，特色小镇的建立都有助于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整体看来，特色小镇政策对城镇居民的增收效果显著大于农村居民，二者分别为0.0664%和0.0237%，相差了将近3倍，这也解释了基准检验中出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如图3所示，从分位点来看，在25%和50%的分位点下，特色小镇政策对于农村居民的增收效果大于对城镇居民的增收效果。因此，在城乡收入差距位于中位数及以下地区，特色小镇的建立将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在城乡收入差距位于中位数以上的地区，特色小镇的建立将扩大收入差距，这与基准检验得到的结论一致。
本文聚焦国家级特色小镇试点政策，基于2010-2022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分位数DID方法评估特色小镇政策是否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准回归根据结果得出，整体看来，特色小镇政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在不同的收入分位数下，政策效果有所差异。城乡收入差距位于中位数及以下的地区，特色小镇的建立呈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收入差距高于中位数的地区，特色小镇的建立扩大了收入差距。在异质性检验中，产业型特色小镇的建立显著缩小了中位数以上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文旅型特色小镇的建立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高于中位数地区的收入差距；复合型特色小镇的建立使得所有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出现扩大趋势。机制检验为政策效果的差异性提供了解释，特色小镇政策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产生不同影响。总体上，增加了双方的收入，但在收入差距位于中位数及以下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少于农村居民，所以建立特色小镇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收入差距位于中位数以上的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大于农村居民，因此建立特色小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第一，优化特色小镇的发展布局，追求发展与公平的双赢。研究之后发现特色小镇政策随着城乡收入差距中位数的变化对收入差距产生不同的政策影响效果，因此，政府应该要依据地区真实的情况决定特色小镇的区位设置。第一先考虑在城乡收入差距小于或等于中位数的地区建立特色小镇，充分的发挥其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第二，合理选择特色小镇的类型，既要考虑当地产业基础，也要防止收入不平等扩大。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适当减少复合型特色小镇的建设，第一先考虑产业型特色小镇。在收入差距中等的地区，如果具备优越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可发展文旅型特色小镇，以更好地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产业型特色小镇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表现较好，可以鼓励特色小镇结合当地实际发展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如发展制造业、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等，增加各类人群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第三，加强对收入差距较大地区的特色小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有形的手”促进收入平等。如促进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强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以确保城镇和乡村居民享有公平的福利待遇。特别是关注农村居民的收入问题，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保障其进城务工的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险权益，确保他们可以享受到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福利。
第四，加强政策评估和监测，实施动态调整。特色小镇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复杂的，并存在异质性。政府应加强对特色小镇的评估和监测工作，定期对特色小镇政策的实施效果做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和当地情况变化及时作出调整政策措施，以实现更好的政策效果。
（来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文中注释略）
【智库动态】李国镇 胡怀国：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粮食安全治理研究——来自19世纪英国《谷物法》争论的启发